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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间熙攘 无非名利  

2012-08-23 16:35:1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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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间熙攘  无非名利 - 《净土》杂志 - 《净土》杂志


      作者:张菁

古往今来,“成功”一词一直都是最吸引大多数人眼球的。就我个人看来,成功实际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“妄想”。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上的陷阱:一个真正获得了完全成功的人,必是一个完全消灭了成功妄想的人。关于这一点,《庄子》里有精彩的论述,那就是所谓的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”。一个心里总念叨着“成功”的人,他其实离真正成功的距离已越来越遥远了。

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成功是一个相对概念。如果没有“失败”的对境,成功就难以自圆其说。说到底,所谓成功,无非是“名利”两个字。更多的情况下,这种成功感是由和别人的对比中得到的。或者名气比别人大一些,或者利益比别人大一些。对于那个流落到荒岛的鲁宾逊来说,假设他一生都不会再接触到外部世界,那么他心里就丝毫不会再起什么“成功”的念头,因为已经没有其他人来作为他的参照了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我们可以权且借“成功”这个字眼,来描述人生的圆满。成功有两个层面,一个是“术”的层面,一个是“道”的层面。术,就是技术,小技巧,对于一般世人而言,成功的定义就是“比大多数人要强一些”;道,则是觉悟之中道,是内心的真正圆满,就是“认识并正确地实践人生的价值”。前者,必须要参照他人,后者,则完全是内心的感受体验。如果这样来划分,那么,从古至今,第一个层面上的成功者很多,第二个层面上的成功者则非常稀少。

如果只追求技术层面上的成功,便会总拿自己的人生与其他人作比较,因而定义出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。这种在名利心捆缚下挣扎着追逐成功的人,自古至今都有。这种普遍浮躁的心态,也并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征。

实际上,中国古人对于成功学的趋之若鹜,并不比我们现在收敛。两千年前苏秦的心情,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成功学对于人的内心,会有那么刻骨铭心的影响。在苏秦年轻时,虽志向高远,但家境贫苦,嫂子讥笑道:“咱们这的风俗,是挣家业,专心赚钱。你天天耍嘴皮子,不务正业,所以搞得这么穷,真是挺合适你的。”苏秦听了,既羞且愤。等到他游说各国君王,身任六国宰相,衣锦还乡之时,哥哥嫂子则惊恐得“侧目不敢仰视,俯伏侍取食”,苏秦说:“嫂子,您为何以前那么傲慢,现在却这么恭敬呢?”他嫂子倒也实诚,直接回答道:“那是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力,又有金钱啊!”

历史记载表明,这句话给了苏秦很大的刺激,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他感慨道:“同样的一个我,我贫贱时,连亲戚都看不起我;我富贵时,连亲人都害怕我。更何况是其他人呢?”

这是两千年前的真实故事。在二百多年前,则有另外一则故事,讲的是一个读书人考取科举的事情。他在考取了功名之前,因为贫穷,岳父常常羞辱他,说道:“你只中了一个相公,就‘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’!我听见人说,就是中相公时,也不是你的文章,还是宗师看见你老,不过意,舍与你的。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,都有万贯家私,一个个方面大耳?像你这尖嘴猴腮,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!不三不四,就想天鹅屁吃!趁早收了这心,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,每年寻几两银子,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!你问我借盘缠,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,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,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!”

后来他终于考取举人,老丈人则是这样说的:“有我这贤婿,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?我每常说,我的这个贤婿,才学又高,品貌又好,就是城里头那张府、周府这些老爷,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。你们不知道,得罪你们说,我小老这一双眼睛,却是认得人的。想着先年,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,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,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,毕竟要嫁与个老爷,今日果然不错!”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《范进中举》的故事。说实话,虽然这是一篇小说,但现实生活的锋利和尖酸,只能比小说更加严酷,却不会比小说温柔。


世间熙攘  无非名利 - 《净土》杂志 - 《净土》杂志

 世道人心,是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”,所以大多数人自然会汲汲于名利,日夜争先,惟恐落后。可以说,中国古人的名利心,其实是极强的。在中国古代,读书、参加科举、做官、购置良田美宅,然后终老,妻妾成群,儿女绕膝,是通常的理想。“名利”二字,无非是“读书做官”四个字的真实道破。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则需经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。

 张仲礼教授在一九九一年曾耗费巨大精力,对历史记载的科举资料进行梳理。统计结果表明,考取生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,考取举人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岁,考取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。古人的发蒙一般是五六岁,一个人必须通过二十多年的艰辛攀登,才能有机会问津最基本的士绅身份。

毫无疑问,也的确有一些人,在通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,修身立志,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民风淳”,他们胸怀天下苍生、江山社稷。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的,他们因志向高远,威德显赫而被载入史册,流芳百世。但在数以千万计的生员、举人和进士中,大多数还是抱着追名逐利的心思投身其中的。尽管正史记载不多,但我们通过野史、古人笔记和信笺,仍可知其端倪。

笔者就见过一本清朝年间的所谓“成功速成学”的书。其实就是集“范文选”、“厚黑学”、“权术学”于一身的成本秘籍。其中谈到如何速成八股文章,如何抓住主考官的心思,如何巴结上司和有钱人,甚至还有一章专门讲如何对付穷亲戚来借钱,诸如此类,阅之心惊。所以说,当代有成功学培训,是因为贫富差距,名利心烧灼,令人焦渴。但其实自古亦然,否则古代怎么有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呢?所谓“穷在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”。从古至今,不知道有多少人,为了名与利,奔波劳苦一生,担惊受怕半世。

 所谓成功者,古人无非是读书做官,是以官职地位来救世济民,辅佐朝廷,这已然是极少数的。大多则是将自己陷于挣扎、焦虑、苦恼、畏惧的名利场的泥沼中,难以自拔。

我常常想,中国古人偶尔会谈到的另外一种生活,是否能更好地来诠释成功呢?

在小说《西游记》中,作者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形象,栩栩如生,令人印象深刻。我却惟独对其中张稍、李定两个人印象最深。他们只出现过一次,就再也没有露过面。

在第九回中,这样描写:

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: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,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。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。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,货了篮中鲤,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,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。张稍道:李兄,我想那争名的,因名丧体;夺利的,为利亡身;受爵的,抱虎而眠;承恩的,袖蛇而去。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,逍遥自在,甘淡薄,随缘而过。”李定道:“张兄说得有理,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。”张稍道:“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。”然后他们两个人,为了证明到底是“山青”更好,还是“水秀”更好,各自吟了一些诗篇,来描述山如何的青,而水又是如何的秀。当然了,结果他们谁都没有说服谁,于是两个人相视大笑,各自分别。钓鱼的,且去撒网;砍柴的,便去登山。从此,两个人就再也没在书中出现过。

我常常想,这些惊鸿一过的人物,甘愿将自己泯灭于史册,他们既不知何为失败,自然也不知何为成功。他们的人生,是跟成功毫无关系,还是真正的诠释了成功的微妙含义?不管怎么说,他们生命里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,都是快乐的。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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